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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燁的《頤和園》，電影時空跨越十五年和六個城市，穿插六四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香港回歸和大陸經濟起飛的紀錄片，帶出時代環境的變遷，描繪一對情侶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愛情遷徙和精神流浪。

余虹（郝蕾飾）敢愛敢恨，1987年離開家鄉去念大學，與同校的周偉（郭曉冬飾）相愛；所有戀愛中的激烈，他們藉由一次次激情的性愛來撫平。但在1989年六月天安門事變時，這段戀情也走到盡頭。

兩人分離，周偉前往柏林，余虹則回到家鄉，再輾轉到了深圳、武漢、重慶。轉眼十幾年過去，漂泊的日子裡他們不時惦念著對方，但當多年後再度聚首呢，除了記憶，他們還能如何面對眼前這曾經最親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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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部關於事件的電影，卻是一部關於時代的電影，而或許，所謂的事件，其實只是一個個神話，總也只有一團時代的、時間的迷霧。你要不就在裡面，要不就不在裡面。

《頤和園》裡有一段愛情，這段戀情、戀愛的人，遭受波及捲入的人，所染上的各種情緒，各種絕症，不得不相關於那個所有信仰與價值都崩毀的時代。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因此是最好的時代，因此是最壞的時代。在那裡，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等著衝破藩籬，長久以來的鬱積、關懷、思索，都要破繭而出；那些年輕人端端處在轉折的關口，每一個醒來的明天，都將再也不一樣。

然而，能有什麼不一樣？當確實醒來，確實是另一個明天，但那又如何？種種堅固的教條與宣言要隨風散去，種種真摯的用力一擊會落入虛空，更大的熱情，便是更大的失落，你有那麼多的自己，卻無路可去。

當大時代與大事件與細瑣黏膩的情愛織密，那究竟是什麼，以及為什麼？作為那個三十年間的不在場者，我們無法真的知道那裡是什麼、有什麼，以及為什麼；但作為我們身世的在場者，我們總是明白，並不存在一種時代的巨龍身影，而只是無數的靈魂、無數的歌、無數的夢境、無數的微弱和模糊的心動，疊積而成的暗影。

《頤和園》是身體的，並不只是愛情裡耽迷瘋魔的身體，更是每一個人在那麼龐大又嚴厲的沖刷下，所唯一卻紮實憑藉的那個，自己的身體，也就是他自己。性愛的身體、勞動的身體、運動的身體、流亡的身體、結束了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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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是浪漫的，但絕非濫情的。電影將人們從扁平的特意的政治正確與「記憶」拔起，但那並非遺忘。

你會忘記報紙怎麼下一個標題，但你不會忘記生命裡的那段日子。但不在場者、真正善遺忘者，卻只由一種非人的、單面向的方式，去註記、標明所有的事。

另外，關於《頤和園》之於其時空的「不夠嚴肅」所承受的指責，我想引用以下這段話，這也許往另一邊地說得太固執，但或可作為一種平衡：

「…歷史吞沒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感覺、行動，甚至連時間、連他的生命節律一起。他是被歷史吃掉的人，他是被拿來填塞歷史的人類，而小說家大膽地捕捉到這種恐怖。…所以我不會說歷史時間與小說主角生命時間的巧遇是這部小說的敗筆，然而我也不會否認這是這部小說的障礙…

這是每一部情節與特定歷史時期貼合得過度緊密的小說所承受的命運；同胞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在這些小說裡尋找他們自己經歷過，或者曾經激烈爭辯過的東西；他們總是在問，小說提供的歷史形象是否與他們所知的相符；他們想要識破作者的政治傾向，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出判決。要錯失一部小說，這是最確定的方法。」（米蘭昆德拉《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