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是不間斷的運動過程，內心恆常尋求的那種安穩和靜止，根本不存在，除非行屍走肉地游移在生活最膚淺之處，毫無方向感地行走和停頓，讓知覺和思想鈍化，庸庸碌碌，無所謂地獲得和失去，彷彿一切並沒有差別。

在光怪陸離的未來，高樓大廈是窗外唯一的風景，新鮮空氣只能透過自動販賣機付錢取得；機械電子產品和整容的貴婦充斥在貧富懸殊的階級社會裡；恐怖襲擊和消費文化無處不在，人們只需要一個屏風，就能在火光硝煙中繼續享用高級餐廳裡附有精美食物樣板照片的同一種飯球。

家家戶戶大面大面牆壁裡爬滿了五顏六色的一團團管線，粗大、醜陋、糾纏不清，像社會光潔的身體中，纏扭不暢的腸道；而政府的「中央服務部門」透過迷宮般的纜線和輸送管，控制一切電力、空調，也因這些線路系統輕易地被搞垮。

維修人員辦事效力低落，無法對症下藥，呆板地依法要求住戶填寫各種表格，卻又製造一堆收拾不了的殘局。被稱為恐怖份子的電器修理工Mr. Tuttle不遵守作業程序，脫離體制為民服務，成了這座骯髒城市的清道夫。

《巴西》和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都通過細緻刻畫一個普通人在未來世界極權主義惡性發展中的遭遇，來投射現實生活中潛在的恐怖危機：人性、自由受到箝制和扭曲，所有人被訓練成屈從而不問是非的官僚品格。

每個人像生產線上高度分工、微乎其微的一環，執行一個動作可以不需要動機和目的，只是單純地完成它，像機器一樣準確和無情。身在其中的人，一律平等，也同樣重要，雖然缺一不可，但卻任誰都能取代空缺，於是，誰都變得不重要、沒有價值，如同沒有名字和身世的工具。

所有人維持平庸，甚至比平庸更平庸，若冒出一點歧見，就戮力把自己改造成世界要的樣子──無個性的絕對服從者。這讓我想起納粹高級將領艾希曼，他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他在受審的法庭上不認罪也不懺悔，宣稱自己只是「盡忠職守」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

漢娜．鄂蘭認為，艾希曼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這樣的犯罪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巴西》辛辣諷刺地揭露了集權體制下，惡的庸常化：多數人不思考、不反省，遵從既定的規範，卻違背生而為人「質疑」存在的本能。主角Sam願意自己思考、做判斷，費力地戳穿盲目的社會共識，可悲的是，他反抗暴力的行動，只掀起了些微的波瀾，隨即就被整個腐敗已久的集權體制平息了；但是，如果有夠多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這個政府，也許能匯聚成正面而衝擊性的力量，消滅密不透風的集權結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