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結構主義似乎是一個過時的理論，特別是在後現代論述如此多元的今天。但若仔細體察現今愈來愈受重視的空間、都市與地理學論述，就會理解如果沒有結構主義的先行，空間與地理學理論將會被繼續忽視。

10月30日，高齡一百歲的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巴黎與世長辭。這位被稱為結構主義之父的思想家對人類社會有許多獨特的觀察與預言，他的論著對歷史、語言、文化研究有劃時代的影響，而空間/地理學的復興，則經過一段時間的蘊釀，直到今天。

結構主義打破歷史優於地理的哲學傳統

猶太紀念館Photography /Studio Daniel Libeskind

猶太紀念館 Photography / Deror Avi

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方法學借用語言學家對字詞與意義的研究。語言學家發現在一個文化中，意義會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人類社會的活動與現象其實是表意(signification)的系統。運用語言學的二元論，李維史陀以如生食/熟食、自然/文明等對立概念，分析了語言、神話與親族關係的結構模式。李維史陀認為各個文化雖不同，卻必然反映人類共同的自然本質，所以他致力於研究不同文化間共享的習俗與信仰。

結構主義的方法學因此是排除時間性的，以共時性(synchronic)來方法來體察結構特徵，而非歐洲哲學傳統中向來秉持的歷時性(diachronic)。歷時性法則以歷史事件的先後次序為依據，因為過去的哲學家如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認為，以事件發生時間的研究法則更具關鍵性的揭露能力。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裡，時間與歷史成為人類與社會發展的主軸，空間與地理經驗後退到背景裡。

但這種缺憾知識界不是沒有感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就認為敘事形式的書寫強迫寫作遵循線性、順序、前進與均質化的傳統應該讓步給較視覺性與空間性的脈絡。文學評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也發現，小說的創作逐漸從時–空敘述轉為人物–背景的描繪，而人物的重要性總是遠超過場景。因此結構主義對時間的凍結驅使哲學家、社會學家與文化研究者在共時性的條件下展開對空間的觀察。都市理論學者與地理學家如列斐弗爾(Herni Lefebvre)、哈維(David Harvey)與科司特(Manuel Castells)都開始以空間/社會結構關係研究都市與地理的變化。

結構主義因此是超越歷史的(ahistory)、無時間性的，且根據李維史陀的看法，這些社會與文化結構是恆久的。這樣的論斷自然引起其他思想家的懷疑，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就從語言開始進行對結構的拆解。 德希達洞悉結構主義二元論對思想的壓抑性，他反對李維史陀對自然與文化的二分法，他認為對立的面向事實上是流動且不可能完全分離的。德希達認為意義的生產來自於差異，是能指(signifiers)不斷互動與滑動的複雜結果，因此他以痕跡(trace)與延異(différance)取代二元論，說明意義的不確定性，且必然受到其他因素痕跡的影響。

越戰紀念碑 Photography / Kelvin Kay

解構建築成為當代火紅風格

由於建築常被與語言比較，德希達因此邁向建築解構的嘗試。德希達的解構建築意圖顛覆建築技術與建築本身所隱喻的權威性。1982年，巴黎里維葉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 的競圖案，德希達和建築師艾森曼(Peter Eisenman)也一起提案，但後來由祖米(Bernard Tschumi)的設計獲選。祖米這件作品被稱為解構公園，他自己也認為受德希達思想的啟發很深。

艾森曼設計的猶太屠殺紀念碑 Photography / John C. Watkins V

此後解構主義建築變成建築界的大事，1988年由強生(Philip Johnson)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策展的「解構主義建築展」邀請了李比斯金(Daniel Libskind)、蓋瑞(Frank Gehry)、庫哈斯(Rem Koolhaas)、祖米、哈蒂(Zaha Hadid)與奧地利事務所Coop Himmelb(l)au參展。二十年來，這幾位建築師都成為全球最搶手的設計者。

德希達與艾森曼假設建築是可以擔任溝通的語言，透過虛與實、建造與未被建造的、在場不不在場的辯證，找出「形成時間的空間」與「形成空間的時間」。因為透過時空的差距，痕跡與延異得以呈現。

不過解構主義建築那種打破空間線性邏輯與碎片化的量體，常被當成風格的展現，其空間的革命性被忽視，而譁眾取寵的設計者則東施效顰地僭取為表演性建築的手法。一般認為較能真正落實解構建築概念作品則有林瓔在華盛頓特區的越南戰士紀念碑、李比斯金在柏林的猶太紀念館與艾森曼在柏林的猶太屠殺紀念碑。

艾森曼設計的猶太屠殺紀念碑 Photography / John C. Watkins V

巴黎里維葉公園 Photography / Pline

重回地理的歷史性
德希達的解構主義建築將時間的因素重新置入結構的調查，結構關係在時間中不斷地變動，也使李維史陀所相信的結構恆久性被打破。對於長時間被歷史忽視的地理學與空間，結構主義的同時性與並置仍為後現代論述所重視。同等關照時間與空間的論述自然更複雜糾葛，但所展現的多元性讓邊緣的、被壓抑的議題，諸如弱勢族群的生存空間、環保、永續與歷史保存等，都得以被提出。

在後現代龐蕪的論述中，地理學成為複數的geographies，如同多元歷史的撰寫，任何觀點都成為可能。後現代地理學最舉足輕重的人物可算是索雅(Edward Soja)，他認為空間不只是物質的，也是社會的。這樣的地理學家不同於傳統科學化的地理學，可被稱為文化地理學家。文化地理學家探討的人文景觀囊括種族、性別、次文化與認同等種種議題。在文化地理學的架構下，空間的意義來自於使用者，所以是變動的，它們的意義會被接受或被拒絕，可能被傳承，也可能被轉換。相對於現代主義對專用化與標準化空間的分析，後現代地理學的空間是視覺的也是歷史的。為了同時處理地理與歷史空間，索雅以「地理歷史」(geohistory)的脈落調查都市狀況，他甚至試圖建立以空間為基礎的認識論。

繼承傅科對於空間史的努力、列斐弗爾關於生活空間的批判性概念，以及後殖民學者巴巴(Homi Bhabha)對語言第三空間以及文化融混(hybrid)的論述，索雅提出「第三空間」(thirdspace)以囊括轉型中的、過渡的與邊緣的空間。索雅的策略試圖從被壓抑的邊緣性中聚集抗拒的力量，使個別性與差異不至於被經濟力吞噬。

空間地理學本身被邊緣化的地位使索雅以及他的前輩們對於批判性地理學的努力到目前都還在起步階段，但在全球化與環境議題燃燒的今天，這個領域所展現的視角不斷擴大，所凝聚的能量正逐漸形成。(吳介禎為建築師雜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