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愛旅程》由Sam Mendes執導，改編自50年代的以美國生活為背景的同名小說。敘述一對夫妻自認為特立獨行，且願意也準備好要依崇高的理想過生活，不要受到那個年代保守的社會風氣鉗制。

遠離舒適卻死氣沉沉的康乃狄克州郊區，到充滿未知數的巴黎闖天下。但此刻卻浮現出他們的分歧，妻子為了逃離平庸不計代價，丈夫為了眼前一切的考量，願意做出妥協。

新懷的胎兒似乎是造成丈夫改變心意主要的原因，又或者人早就被某個宿命所籠罩，生而為人，便如此卑微痛苦。片末，妻子欲墮胎，卻自己也喪失性命。

這是一部更為純熟、深刻與強大的Sam Mendes作品，但當作者將他的理念發展到最為完整，最能夠清晰地表述，我方才明白彼此在意識型態上的分歧，而對於他過去作品所感受到的心動，或者只是由於一切猶未明確所帶來的美麗的誤會。

Sam Mendes作品透露出一種窒息感、無力感與憤怒和悲傷，裡面的人還想做些什麼，但做不到、沒辦法。然而，在《美國心玫瑰情》與《鍋蓋頭》，看來比較是，那個某個信仰還在，直到最後都還在，即便有人因此死去、即便戰爭不會再開打，但假如有一個綿延的時空，他們會繼續前往某個答案，不論那是什麼。

但這次，卻似乎是直接宣告了，「想做些什麼，本質上是不可能的」。作者宣告了人終究困於泥沼，繼續活下去、尤其是繼續和別人活下去，最後只會搞得難堪。

我說難堪，不是悲劇。

Sam Mendes作品中的「一個人以上，都面對了生存難題」設定，群體便意味了一種「此刻」的擁擠與窘迫。然而，群體不是人的孤獨感的來源、不會是造成個人毀滅的根源，那是關於寂寞，孤獨則是個人生存深淵的懸問，不能把兩件事情搞混。

在《真愛旅程》中，倘若兩人對生存的態度是一致的，難道就會皆大歡喜嗎？不！不可能！

設定所有支配與牽制的根源都是家庭、社區、社會、時代，未免愚蠢，孤獨、悲劇，是人類的狀態，幾乎是永恆性的命題。你的難題是因為一種命運，一種追問意義的命運，你的難題不是因為處於這個家庭、社區、社會、時代。

為什麼不像《鍋蓋頭》末尾那樣鳴空開槍就好了呢？當煙霧散盡，又是新的一天。

我們談到，將環境式困局與命運式困局做出釐清：一個是有對象地來回拉扯，就算你停了，即你什麼都不做，世俗的「流」還是會推著你走。環境、他人是活著的，他們會繼續動，並不一定針對著發生給你，但你既然在場，就也會被牽動。作為物質質體，每個存在，都承受外部性結果。

另一個，則是投向虛空，唯一的驅動力是你自己，你要是停了，就也停了。神秘的是，你不會停，你一直要追問什麼。

簡單地說，人們常以為自己是為了賺錢養家和過活，才會去上班，才會做些什麼；但真的是這樣嗎？主導人許多「做」的，是某個無解的內在驅動。

無窮的慾望、自我實現、無聊、夢想...，這些，都不是環境因素，都只是所謂近乎命運式的內涵，以各種面目展現它的強悍與尖銳。

巴黎當然是一種「他處」的象徵。但，什麼是他處？是「離開此處」，還是「某個彼處」？

如果是前者，即「我不要美國作為此處，我要讓巴黎作為此處」，則人們終將發現，每一個地方當它作為此處，幾乎都是日常、平庸、緩慢、重複；他們的希望將幻滅，而假如這是他們的終極夢想、人生希望所繫之處，則此一幻滅，便是毀滅性的，（假如連巴黎都這樣，我們還能去哪裡？）。

如果是後者，那個「某個彼處」，既然是我們不曾去過的地方，那到底會是什麼呢？我們如何慾望我們不知道的？（如同我們不曾恐懼我們不知道的）（我們不恐懼水星上有一種綠色的超大細菌）。於是，那個彼處，恰恰是，某個我們還不認識的我們自己。

那是我們對於生存的想法、對世界的好奇、對真理的著迷、對美的講究...

也就是說，當「要去巴黎」，意味的是「離開這裡」，究竟指「離開美國」「離開60年代」「離開中產階級」「離開小社區」....，或者是「離開此一漸入沈悶的婚姻」「離開此一如同死水的生存」「離開這種看不到曙光的憂鬱」....呢？

前者是一個可以從環境解決的問題，其實，當Frank高昇，不管是成為優渥的上層階級，或Frank從此意氣風發、生命充實無比（誰說只有藝術家生命充實，大企業家生命就不充實），事情已經開始不一樣了。

到底，April追求的是後者吧？但後者是一個生存本身的問題不是嗎？搬到巴黎可以解決嗎？

人生如此不值一活嗎？不！不是這樣的！

生存有其難以忍受之悖逆性，卻依然存在瑣碎的幸福，更存在關於超越的希望；那個希望，並非破解此一悖逆性（這是不可能的），而是，將悖逆性調控到足以平和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