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克大地（Jacques Tati）

賈克大地（Jacques Tati）有個胡洛先生，胡洛先生長得高高瘦瘦的（就像Tati本人），穿著和整個人的樣子，都很old-fashioned，可是很得體，也很謹慎。儘管如此，胡洛先生卻還是很常犯錯，然後整個人陷入困惑…。

賈克大地的作品很簡單、很乾淨、很結構性，卻經由此，呈現了一種現代性、結構性的困境。現代生活是一幢兀自運轉的巨大機器，造出機器的人，原本是為了省事、要多點個人的空間，沒想到，這個個人，卻經常成為機器的附屬或零件。胡洛先生的疑惑與困境都是「正常」的，但在銀幕上，卻顯得那麼滑稽，甚至有人要將他歸為喜劇人物，然而只要多一點點深究那個「滑稽」，就會看到那其實是荒涼的、荒謬的，那且並不關於胡洛先生，反而是關於立時要哈哈大笑的我們。

Tati的電影裡有一個人，和一幢迷宮，迷宮是資本主義、是現代性、是繁文縟節、是蕪雜綿密的日常物件…，那由人發動，不管我們最初造起它是為了什麼，結果是，我們困在裡頭。結果且是…，有一群觀眾，見著這一幕，哈哈大笑起來。

高達（Jean-Luc Godard）

高達說他所有電影都是批判性電影(Le film critique)，說批判性電影像是正義，是一種批判，一種彰顯事情組成元素的電影。高達總是在提問，世界的主調將我們兜入，而反悖於這個主導性格敘述的可能性在哪裡？陷阱又是什麼？

高達說，「電影不是文字，文字是書，電影是音樂與繪畫。」。只有文字的時代，那是歷史學家，卻不是歷史。只有電影能夠紀錄沈默，沈默是微笑的聲音，沈默是眼神的顏色。

高達且說，「移動的鏡頭晃開活著的生命，用定格抓住死去。」生命便是電影那樣的活著，不啟動書頁，書頁無曾漫不經心，書頁不無聊，書頁不困惑，書頁沒有下午。再也沒有什麼比電影犯錯得更多。再也沒有什麼比生命犯錯得更多。

說個不停的高達還要繼續說，「電影唯一的大問題或許只是：一個鏡頭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一次拍攝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電影是生命，而且，開始思考。電影是生命而且人們開始思考，眼前是全部的活著，你得選擇看這邊或那邊，放大、裁切、剪下移動與黏接。電影是第一個關於思考的活著，因此，只有電影才能歷史。

高達不是個溫情的人，卻是個極端、極端浪漫的人。

侯麥（Eric Rohmer）

侯麥電影，總只發生了一件小小的事，然後人開始說個沒完。侯麥的人物只聊天，路走不完；他們總是書讀得太多、又想得太多…；更明顯的標記則是無邊際的自我中心，人人耽於道德準則和實踐規範。我們在這些電影裡，觀摩了人如何給自己汪洋宏肆的感受，找尋出口，如何表述、傳遞（或強加）給自己以外的世界。

侯麥絕對是尖銳的，俐落挑明了文明內邊的人的狀態，困獸聊賴的放棄掙扎，也放棄惡鬥頂多有一搭沒一搭互咬一口兩口，然後彼此地舔舐療傷。荒謬、愚蠢、可笑或者悲哀，都被攤出來了，讓人看著看著，覺得尷尬難堪。

洞察了困獸的放棄掙扎，侯麥的電影談的是處境，道德的處境、感情純粹度的處境、知識的處境，根本地呈現了人的活著以及非開口說話不可，人們說的話且要回頭定義自己的生存，但無論說錯了說對了生存都會繼續，循環地生生不息。

然後結論是，人只相信他想相信的，只同意本來就同意的，只決定了已經準備好後續的決定。

雷奈（Alain Resnais）

相較於其他新浪潮的友輩，雷奈顯得有點那麼…「隔了一層」，這個意思並非不夠基進或不夠清晰，或者應該說，與電影的關係，用電影來探索的題目，中間卡進了更多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卻又並非以一種朝向未來開放的可能性而成立，而是單純的不確定、不可能確定。

不管是《去年在馬倫巴》、《廣島之戀》或《夜與霧》，雷奈一貫以對影像語言的全面更新來探索「何謂真實」這樣非常hard-core的疑問，幾乎也可說是，原本的影像語言與途徑是無能測得他心目中此一難題的核心，故必須全新開發。

雷奈的電影是情感的，卻又並非流淌的溫情，而是在以一種論理的嚴謹來確認情感、回憶的真正內涵；雷奈的電影是理論的，卻又並非硬梆梆地條陳，而是把它放回一個最為流動性的場域，去看所有可能新開發出的分析或定義，究竟和人的感性有怎樣的相互關係。

考克多(Jean Cocteau)

1960年，考克多自編自導自演了《奧爾菲的遺囑》（Le testament d'Orphée），並說出了名句「一腳在生裡，一腳在死裡」。這是他最後一部作品，也是公認最具有自傳性色彩的。Orphée是比荷馬更早的古詩人，在古希臘神話裡，Orphée是阿波羅與Muse女神的孩子，本身就像是詩的化身那樣流動而動人。

儘管考克多有許多關於電影的釐清與論述，但在電影史的脈絡，他比較像是一個外邊，一個靈感，一個潛力無窮的巨大凹陷。考克多並非遵循電影或藝術傳統，卻也非推翻或重整它，而只是將自己的世界，以某個形式，表述出來。如果這個形式（例如電影）不夠理想合用，他便就該形式去作更為本質性的調整。

「現實並不真實，真實是唯一重要的。」，考克多不像其他創作者，要對現實迫近得更多，去看那下面更深邃的肌理，而是在一種性靈本身與此一世界的接觸，做出追尋。這使得考克多無論作品或對電影或對藝術的發言，都必須被以一自我完成的脈絡來檢視，卻也因此帶給後輩更強大的啟發。